图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 摄影/杨楠

中国网：何主席，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网的采访。文学可以说是时代精神的风向标，也承载着文学史家们所说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文学的历史使命。那么在您看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学可以划分为哪些时代？又有哪些鲜明的时代特征呢？

何建明：你刚才讲非常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文学总是跟它的时代紧密地结合在一块。我感觉中国40年改革开放，文学经历了三个时代：早期是刚刚解锁，一直到9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期以新时期反思文学为主，主要是对文革的反思；90年代初一直到本世纪2005年前后，这十多年的时间，我觉得是我们在探索和摸索的阶段；后面这十几年时间我觉得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三个时代非常的明显。

我们可能年纪大一点的就会说第一个新时期，这段时间文学发展非常繁荣，而且我们记忆非常深，为什么？“文革”结束以后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一种文化、文学，文学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的是时代的先声。所以那段时间大家对文学的热情、向往和社会给他们的崇拜，以及文学带给社会的影响力是空前的，所以这一段时间应该是出了一大批文学的好作品，也是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学基础。什么基础？就是说作家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想写的作品，呈现的是一种民族的希望。

90年代初一直到本世纪初，那十几多年时间是一个探索期。什么探索？就是传统文学到底是不是唯一的方向，新的文学方向在何处？是中国的、本民族的？还是国际的、世界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中国的文学界经历了非常痛苦的增长，迷盲的选择。

中国网：摸索期。

何建明：对，这段时间我认为是一个调整时期。那本世纪初开始的这10年到15年，我认为中国的文学方向非常清晰，使我们研究出一条清晰的道路，我们要吸收外部的先进文化，包括它的写作方式，但是更多的还是本民族的文学为主体，特别是要融合国家的发展、时代的需要、人民的心声，（沿着）这样的方向走。

中国网：其实就像您介绍那样，中国文学在这40年中其实从来没有停下过前行的脚步，也逐渐越来越有自己的特色了。这种传承和坚守可以说不同的时代都有所保留和改变。在您看来，这40多年中国的文脉是如何延续的？如何保持它的生命力？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

何建明：我觉得中国的文学、文化，实际上也就跟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紧紧的连在一块。我们国家的文脉非常深厚，不管是从哪一种方式，诗歌还是小说，我们都可以找到它的源头，几千年前都可以。从《诗经》一直到《论语》，一直到屈原的作品，到司马迁的《史记》等等，我们都可以找到它的文脉。

那么近现当代，我们可以看得到，像巴金、老舍等等继承了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学，或者是当代作家、主流作家，继承了前辈大作家（的文脉），他们遗留下来或者是传承下来的这些作品，所以中国的文学作品我觉得是非常清晰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立足于我们本民族土地，我们的国家在奋进和发展，向着一个好的方面发展，那么我们的文学也是跟着这种潮流在走。

文脉和我们的血脉差不多，人有悲欢离合，文脉也有这样的现象。所以今天的文脉我认为，是新中国最好的时期，它是什么呢？方向明确，我们写作者的自信、能力强了，然后我们产生的文学作品的血脉力量也比以前强了。

中国网：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何建明的文学创作也刚好走过了40年的历程，与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紧密关联，构成我国改革开放历程的生动报告：《落泪是金》引发全国性的关爱贫困生热潮，《中国高考报告》引发中国教育改革大讨论……作为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何建明曾3次获得鲁迅文学奖，4次获得徐迟报告文学奖，5次获得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何建明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塑造时代英雄，抓住最能反映人心的事件和时代的闪光点，真实记录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与人民群众生活和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

图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专访 摄影 /杨楠

中国网：您的第一部作品是1978年发布的，也是改革开放拉开序幕的那一年。您的作品连起来谱写了一首改革开放的交响曲，改革开放对您的文学创作、生活，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何建明：我们赶上了这个时代，我觉得非常幸运。改革开放如果说1978年开始，那我正好从那个时候开始写作，或者说可以朝着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去做。在这之前，小时候也会对文学有爱好。1978年因为受《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我到部队里面工作，当时是搞新闻，后来有了先进人物，我认为人民日报、新华社都发稿子，还是不够。这个人非常有意思，我自己又爱好文学，所以我把他写成一部30000多字的作品。也不知道是什么作品，反正是当作一部自己比较喜欢的作品。那时候我部队在湘西，我寄到了北京，没有认识的人，北京也没来过，寄给了茅盾当主编的杂志，过了几个月发表了，而且当时还给了我一个奖。那时候才23岁，我就知道了，文学是这样。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写作，是非常清晰的，这一走走了40年，正好是改革开放的年头。所以我的生命、我文学的生命都是跟这40年紧密的连在一块。我在这个过程中吸取了时代的养分，非常充足，至今仍在不断的享受时代给我的养分，所以感到特别幸运。这是我们中国作家独有的优势，也是我个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地方。

中国网：您的代表作品包括《国家》、《根本利益》、《落泪是金》等等，其实都是展现了国家的进步，社会的变迁，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国家发展的侧影了。您是如何在创作过程中捕捉我们时代的闪光点的呢？

何建明：我觉得我们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人们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的情感世界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中国作家要完成的。在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作家特别是主流作家都是承载着这样的使命。而中国的作家，特别是当代作家，我觉得更应该承担这样的使命，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我们都能感受到，这40年当中完全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第一次到北京，还是在1980年，那时候北京连立交桥都没有，西直门那个立交桥是一个井字形的。你看看现在，才30多年时间，高楼大厦，到处是立交桥，每家每户都可以开上汽车，所以这种变化在世界文明史当中是很少的。我们感受到了或者说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那我觉得每天、每时国家在发生新的变化和那种伟大的成果在激荡和激励着我们，所以作为中国的当代作家，我觉得我特别高兴，或者说我也正在书写这样的作品。之所以有这样的成果，也是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给予我们的。

中国网：您的很多作品都被称为国家叙述，体现了对这个国家发展的忧患意识，也体现您对国家深厚的情谊。在您的报告文学创作过程当中，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创作过程中的小故事和一些难忘的体验？

何建明：那这个太多太多了，大故事、小故事都有。我自己写了40年，出了几十本书，小到什么？可能是路边的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让我感动，他让我去书写。比如说有一个天津的叫白芳礼，也是在20年前，我到天津去采访，就是《落泪是金》当中的一个主人公。我下了火车，在火车站旁边，我正在等车的时候，看到广告牌后面有一个老人家，坐在灯下，手上流着血，我就过去问他怎么了。他说我昨天晚上蹬三轮车，有一个小偷来偷我的东西，然后我不让偷，结果他打了我的手，后来这个老人给我讲了他自己的事。这个老人退休以后，为了援助天津大学的贫困大学生，他自己蹬三轮车在火车站拉客，赚了二十几万块钱，给了这些学生，而他自己就吃住那个广告牌的后面。我当时非常感动，我正好在写贫困大学生的题材。白芳礼老人家，就进入我的书，若干年以后，他成了感动中国的人物。

这是小人物啊，大的事件就更多了。我把它呈现出来，用文学的形象呈现出来。那我觉得这是我的任务，这是我的使命，这也是我的事业和我最开心的事。

中国网：可以说您真实地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中的一些大人物、小人物，但是他们又是有血有肉的人，所以说很温暖，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感动。

何建明：是这样的，因为文学有它的独特的功能。前几年，我作品《国家》的部分内容改编成《战狼2》。我们在新闻上看到了利比亚撤离，4万人回到我们祖国，这里面的故事多得不得了，而且特别精彩。当初我书写的时候发现真是激情澎湃，可以写个好莱坞的大片，我自己当时就有这种愿望，后来也确实完成了这样的基本使命。

中国网：2011年2月，因利比亚局势突变，从2月22日开始，中国政府共动用91架次中国民航包机、35架次外航包机、12架次军机，租用外国轮船11艘、中国货轮5艘、军舰1艘，耗时12天，将身处利比亚战乱中的35860名中国侨民全部安全撤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何建明在其报告文学作品《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中，通过“战乱”“撤离”“回家”三大篇章，详细讲述了这次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撤侨行动。2017年，由《国家》改编的国产动作大片《战狼2》上映，利比亚撤侨首登大银幕，就登顶票房冠军。

当然类似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事件，如果说我们让它一闪而过，没有用文学的形式把它呈现的话，它过了就过了。但是如果把文学的作品写好，让普通的老百姓能记住这个事件，用艺术的形象来把它记住，它的意义不一样。

另外，它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激励与鼓舞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跟着我们这个时代，跟着党，跟着国家一块前进。从这种艺术形象当中来激励自己，来提升自身，来推动、引领和发展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是文学的一种独特的功能。所以我们这些人的存在，和我们的价值，可能都体现在这一方面。

图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 摄影/杨楠

中国网：就像是您在一篇作品中提到那样，能够记录这个时代，是您的庆幸，也是您的安慰。回顾这40年来，可以说对中国文学产生最大的影响的便是互联网技术进入到了文学的世界，目前网络文学迎来蓬勃发展的时代。您怎么看待互联网或者说网络文学对于中国文学所产生的影响呢？

何建明：文学讲究的就是自由的发挥，天才的创造是要有一种环境的，而一个很好的天才，你给他霹雳啪啦几闷棍打下去的话，他可能慢慢的失去了天才原本的勃发、朝气。互联网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就是人人可以在同一个平等地位上，进行有自由度的创作。互联网带给的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在全世界是没有的。

这也体现了，一方面我们国家确实强大了，我们的写作的自由度也高了。另外，它可以提供很多好的文化精品。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们现在的传统文学，就像是我们人工的建立起来的一个花园，你（种）什么样的花，它就可以产生什么样的花。但是互联网的网络文学，它就是在野地里，自然状态蓬勃生长出来的鲜花，这个鲜花看上去不太整齐，但是你知道出来以后有的是好种子，因为它吸收了阳光和养分，跟你在花房里的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两者都有不同的优势。

中国网：作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文学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发展，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网络文学读者规模已突破4亿。经过20年发展，网络文学不仅有效适应了社会阅读需求的新变化，成为广大网民喜闻乐见的新兴文艺样式，而且有效拓展了文学创作传播新空间，成为文学爱好者新的精神家园。《2017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底，我国网络文学创作人群已达1400万人，国内45家主要网络文学网站原创作品总量达1600多万种，网络文学市场规模为129．2亿元，同比增长35．1％。

何建明：所以总而言之，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我们参与写作和愿意写作的人越来越多的，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我认为中国不少于1000万人在写自己的文学作品，这就是中国了不起的地方。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当代如此多的人，在参与文学或者自觉的参与文学，这种潮流是没有的。这也是我们中国今天享受了，或者说改革开放带来的一种特别好的现象。

中国网：可以说网络空间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片沃土，降低了文学的准入门槛，培养了很多优秀的青年作家。

何建明：是这样的。另外我觉得，未来的时代是年轻人的时代。对一些不好的作品，需要一定的引领；好作品，让它有充分的空间，让它成长，让它发展。

中国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的文化也正在逐渐被世界重视，中国的文学也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引起世界的关注。从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到2015年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擒获世界科幻文坛最高荣誉雨果奖，再到2016年曹文轩摘得儿童文学的“诺贝尔奖”——国际安徒生奖的桂冠……一个又一个中国作家，在国际文坛实现“零的突破”。中国作家频频拿奖，在某种程度上大大提高了中国文学的“国际能见度”，吸引了更多国际目光，让世界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

中国网：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也越来越多，我们回忆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所谓的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可能是更多的引进国外的文学作品，很少有中国作家真正的走出去。而当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真正的走到世界上，站在世界的舞台上，与世界级的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交流。我们也看到，现在全球各地的书展上都有中国作品的专区，是非常的喜人。您怎么看待这40年来，我国中国文学，包括中国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坛上影响力的变化？

何建明：你讲的非常对。其实中国的文学一直是非常不错的，在世界文学史当中，它的地位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但是因为我们国家原来比较封闭，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国门敞开了，敞开以后，那么世界对我们中国的认识事实上也是不断的、逐渐的在产生变化。

那么在初期的时候，我们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实际上西方世界对我们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包括整个国家它是不太认可的。它认为就是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它有一种概念化。那到了90年代开始，慢慢的我们国门打开了，他发现中国的社会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封闭、那样落后。其实中国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我们的文化也是如此灿烂，我们的经济发展也是这样。越到现在，外国对我们中国的兴趣程度是越来越浓。

两方面原因，第一方面确实我们中国强了。另外，我们中国的文学本来就不差，只是世界对我们了解的不够。现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种证明。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或者是自信的这么说，中国文学的水准从来不比西方世界差，也许美国或者哪个国家有10个诺贝尔文学奖，但并不意味着它的水平就比我们高。现在差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还没有被世界认识太多，或者说还没有到位。一个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由几个外国的翻译，或者几个出版商他们在推，可是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莫言，都还没有做到。

所以一个国家的强大，会带动着文学、文化的繁荣，而中华民族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只是我们的门开得不够大。现在我们的门开大了，世界发现我们，我们也在发现世界。其实今天的中国故事，还要讲给世界听。我们在书写的时候，有一种自觉和不自觉的意识，就是说今天话语的表达方式，应该是世界化的，中国的、本民族的，其实就是世界化的。我觉得现在我写每一部作品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既是给中国人看，但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也感兴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学跟中国、世界的融合，走在一块了。

中国网：可以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何建明：对。

中国网：那针对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中国作家在创造的时候，如何更好地、更积极地、更理性地来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

何建明：自信非常重要，我觉得今天随着我们国家的强大，加上我们自己民族悠久的历史，我们的自信程度有了提高，这是好事，它使得我们书写。

但同时，我们在自信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能清醒的看到，我们国家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既要自信，同时要看到问题。我们不要浮躁，我们不要自以为是，我们要更多的静下心来，沉得住气，深深的扎根在我们民族的沃土里边，呼吸时代的这种养分，眼界要更宽阔的在世界视野当中，审视和看待我们自己的行为。然后再选择我们创造的方向，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的，跟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相匹配的优秀作品。

中国网：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

何建明：是这样。

中国网：谢谢何主席，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何建明：谢谢。

(责编/主持：佟静 摄影：杨楠 主编：郑海滨)